【施以諾談名人與疾病】癲癇，是上帝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咒詛或祝福？

在俄國文學史上有位不凡的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他在二十歲左右開始正式提筆寫作，並在二十五歲左右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長篇小說《窮人》，為他的寫作生涯奠定了基礎，但真的讓他在文壇歷史上享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是他中年後所寫成的《罪與罰》、《白痴》以及《卡拉馬助夫兄弟》等小說作品，這些作品所帶給後世的影響力，讓他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一起被譽為「俄國文學三巨頭」。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作品很擅於描寫社會的困苦面，而這也許跟他的人生歷程有關。1849年，年輕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為涉入了一本疑似批評沙皇的書而被捕，並被判了死刑！好在後來在行刑前被戲劇性地予以減刑，留住了一條命，但仍因該事件而被流放西伯利亞四年，那幾年，杜斯妥也夫斯基過得苦不堪言，卻因此寫了本《西伯利亞筆記》，而其中的很多見聞也被寫進了他後來的書籍《死屋手記》等作品中。筆者亦認為他後來的成名作《罪與罰》細膩的刻畫了社會上的階級矛盾與底層人士的掙扎和困境，描繪得極為生動，應該也跟他曾實際上經歷過底層困苦生活有關。

被流放雖苦，但畢竟只有幾年，除了被流放的苦之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命中還有另一個「苦」，可說是糾纏了他一輩子！那就是「癲癇」（Epilepsy），他在幼年時即患有癲癇，此病又稱「腦癇症」，過去在台灣民間甚至被稱為「羊癲瘋」，患者會因腦細胞發生產生不正常、間歇性的過度放電，而造成生理與意識上的影響，當癲癇大發作時，當事人甚至可能會出現倒地抽蓄、口吐白沫、意識混亂、兩眼上吊、牙關緊閉等狀況；在過去醫學較不發達的年代，古人甚至會誤以為癲癇發作時某些當事人「口吐白沫、眼神上吊、言行絮亂、事後不記得發生過何事」的狀況是被神明或鬼怪給附身了！讓古時的不少癲癇患者受到兩極化的宗教追捧或鄙視，直到西方醫學發達後，這樣的誤解才逐漸被釐清。

在醫學發達的現代，癲癇已可有很好的藥物介入，即便不一定能百分之百治癒，也可以有效的降低患者的痛苦與生活職能困擾，但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處的十九世紀，癲癇的藥物治療顯然不如當今，是以他身心所受的痛苦我們不難想像。而身為一個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癲癇對他的文學之路又產生了甚麼影響？首先、在他所寫的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與《白痴》中，都有重要角色是癲癇患者！而且某種程度上影響著劇情的走向。在小說《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出身貧困的配角斯麥爾加科夫就是個癲癇患者；在《白痴》中的關鍵角色梅士金公爵也是個癲癇患者。因著本身對癲癇之苦感受甚深，使得杜斯妥也夫斯基也把這些角色的內心掙扎與痛苦給描繪得入木三分；而這兩部小說也都被許多後世給列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寫作人生的巔峰之作！在文學史上，確實很少有作家能將書中角色的癲癇身心狀況給描繪得如此深刻，如此成功地引導讀者們深入其境的感受那些角色的內心掙扎！而這一定跟杜斯妥也夫斯基從小就是個癲癇患者有關。

此外，就一個長期受到腦部病變所苦的病人而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產量」相當大！甚至有人批評他的產量雖大但寫作風格太過狂野、雜亂，不如托爾斯泰那樣細膩。這樣的差別、產量與風格，不禁讓筆者聯想到醫療文獻記載有部份的癲癇症患者會出現「多寫症」（hypergraphia）的狀況，讓部份個案創作量大增；我們固然無法跨越時空去求證杜斯妥也夫斯基當年更具體的徴狀，但歷史上所記載的他確實有那麼點「多寫症」的即視感，而偏偏寫作這檔子事除了天分以外更需要練習，這樣的「筆耕不綴」，或也讓杜斯妥也夫斯基因而淬鍊出更優於常人的寫作成就。

綜觀以上兩點，癲癇，究竟是上帝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祝福或咒詛？某種程度上是個難以定論的議題。但我們可以確信，在那個神經科藥物治療並不先進的年代，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癲癇所受到的苦肯定高於今天的癲癇患者們，那他是如何排解心中的苦與怨？答案很可能跟他的宗教信仰有關，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聖經》中許多話語都讓人深刻地去省思世上的「苦與福」，例如《聖經》中記載了先賢約伯的名言「我受苦是予我有益的」，熟讀聖經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肯定也讀過這句話，的確，人生很多時候苦與福都是一體兩面，或許他在晚年也曾於心中感慨過：「若不是癲癇，我也許不一定寫得出《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與《白痴》的許多精彩內容。」

當然，我相信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能選擇自己的人生，他一定還是不會希望自己患有這樣的疾病，但他的信仰卻也給了他繼續走下去的力量，以至於他死後的墓碑上刻了一段《聖經》的話：「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杜斯妥也夫斯基當年有多受歡迎？在那個沒有網路、沒有社群軟體可以號召群眾的時代，他過世時的追悼活動，竟聚集了數萬人參加！他是一個癲癇病人，但卻是一個如此有成就、如此受到認可的人！他的癲癇帶給他極大的痛苦，卻也融入、成就了他的文學創作。甚願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人生，可以鼓勵到今天所有正與疾病搏鬥的患者和家屬們。

（本文作者施以諾為輔仁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