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之野，同时也称陈仓十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盛行，清末震钧断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康熙曾经复制了十面石鼓，补刻文字，放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宫殿后面。
溯源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唐代诗人韩愈曾作《石鼓歌》，其中有“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的诗句。可见，在唐代普遍认为石鼓文出于周代。至宋代，欧阳修认为石鼓文为周宣王时期史籀所作。近代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将石鼓文的历史缩短到了战国秦，认为是秦文公时期出现的。郭沫若又考证石鼓文的制作年代为秦襄公八年。今人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則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鼓序排列
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因此，在弄清各鼓诗篇的内容和中心思想之後，按事件早晚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出石鼓诗歌所记载和歌颂的秦人起源、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历史大事，而鼓次顺序也就自然排列出来了。
1、《马荐》诗篇歌颂的是秦祖非子牧马建秦、复续嬴氏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897年非子复续嬴氏祀之时；
2、《汧殹》诗篇歌颂的是秦襄公封侯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770年襄公始国之时；
3、《霝雨》诗篇歌颂的是秦文公伐戎迁汧建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文公三年东猎迁汧之时，即公元前763年；
4、《虞人》诗篇歌颂的是秦穆公用贤乃至称霸西戎之事，关键时间点为穆公五年用虞人大夫百里奚之时，即公元前655年；
5、《作原》诗篇歌颂的是秦孝公变法和迁都咸阳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之时，即公元前350年；
6、《銮车》诗篇歌颂“天子致伯”秦孝公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之时，即公元前343年；
7、《田车》诗篇歌颂秦惠文王使张仪取陕打开东扩要道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取陕之时，即公元前324年；
8、《而师》诗篇通过歌颂“天子致胙”秦惠文王以及嗣王武王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武王元年始国之时，即公元前310年；
9、《吾车》诗篇歌颂秦昭襄王定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昭襄王六年司马错定蜀之时，即公元前301年；
10、《吾水》诗篇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至天下太平之事，时间应不早於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国之时，即公元前221年。
参考罗君惕测石鼓数据，按石鼓《秦颂》时间发生顺序排列结果如下：
1、《马荐》，高一尺六寸，围六尺八寸。颂秦非子事迹鼓。实最小、最矮。
2、《汧殹》，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襄公事迹鼓。
3、《霝雨》，高二尺一寸，围六尺八寸。颂秦文公事迹鼓。
4、《虞人》，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穆公事迹鼓。
5、《作原》，残高一尺五寸，围六尺八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6、《銮车》，高二尺，围七尺三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7、《田车》，高一尺八寸，围六尺四寸。颂秦惠文王事迹鼓。
8、《而师》，高二尺二寸，围六尺七寸。颂秦惠文王与武王事迹鼓。
9、《吾车》，高一尺七寸，围六尺六寸。颂秦昭襄王事迹鼓。
10、《吾水》，高二尺九寸，围七尺八寸。颂始皇帝事迹鼓。实最大。最高。
以上资料来源于刘星、刘牧著《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历代石鼓研究诸说简介
主周说 “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主秦说 “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郑樵以“殹、㞼”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
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其因《銮车》鼓“趍趍𢌻马”句《古文苑》释为“𧺥𧺥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於是推断石鼓产生於汉代。
2.“晋说”源於清末王闓运，其在《湘绮楼文集》中认为石鼓是晋代所刻；“北魏说”源於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书》认为石鼓产生於北魏，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宇文周说”源於《金史·马定国传》，其文称金人马定国认定石鼓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顾炎武於《金石文字记》也支持这种说法。
时代考证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当代学者书法家、古文字学家王美盛《石鼓文解读》认为石鼓文作于公元前525年，为东周王作。主要根据是鼓文中有“吾获允异”句，与《左传》记载吻合。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肯定此说。
始皇说
《銮车》鼓“□弓孔硕，彤矢□=”之“彤”字。孔传曰：“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後专征伐。彤弓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夏，会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辂”等文献资料。具是表明“彤弓、彤矢”为天子致霸时之信物及凭证，是一般诸侯不可能得到的物品。故“彤弓、彤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解答石鼓之谜的关键线索。由于秦孝公是秦人历史上唯一为周天子致霸的秦君，因此将此鼓诗文内容与孝公联系上也就有助於获得了对《銮车》鼓诗文内容以及石鼓组诗中心思想进一步的认识。而多数的学者在遇到“彤弓、彤矢”这个问题时，要么是以“红色的弓红色的箭”简单一笔带过，要么是略而不谈，完全忽略了“彤弓、彤矢”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因而使得他们在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一般来说，各鼓诗文内容内皆有不同的关键词句提示其诗文内容分别与不同时代的秦公秦王的历史事迹密切相关，而这些同样成为了解读各鼓诗文内容的关键线索。如：《马荐》鼓“马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牧马出身的秦祖非子历史事迹有关。《汧殹》鼓“汧”，“君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始国的秦襄公历史事迹有关。《霝雨》鼓“君子”、“涉”、“汧”、“舟”、“于水一方”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以兵七百人东猎”，千里跋涉至汧渭之会的秦国第二代诸侯秦文公历史事迹有关。《虞人》鼓（《吴人》鼓）“吴人（虞人）”、“勿翦勿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用虞人大夫百里奚“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历史事迹有关。《作原》鼓“猷”、“原”、“罟”、“ 二日”、“五日”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之秦孝公历史事迹有关。...《吾水》鼓“天子”、“净”、“平”、“宁”、“金”、“何不余友”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统一六国，“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之始皇帝历史事迹有关。此外、十个石鼓各自鼓文的书法笔式也有所区别，应属於不同书家的书法作品，这同样也是解读石鼓产生时间、刻制缘由的关键线索之一。但可惜的是古今几乎所有的学者皆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线索，基本上异口同声地认为石鼓文是一个人创作书法之结果，要么是史籀，要么是某一个朝代史官。即便是对於“作诗早於制鼓”的观点，也大概不过多持“作诗”一人、“书法”一人的看法罢了。他们的认识如此之顽固如此之偏颇，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研究步入歧途。然而学者们在研究中的顽固和偏颇不仅体现于此，在对待石鼓诗仿《诗》、引《诗》的写作特征的认识结果上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学者们虽然认识到了石鼓诗文在体裁、章法、句式、风格、词句，甚至韵脚等方面刻意仿《诗》、引《诗》的写作特点。如欧阳修曰：“其文与《雅》、《颂》同文”，朱国祚亦云：石鼓“仿佛吉日车攻篇”，全祖望云：“于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为三十里，见之噫嘻之什。剪伐勿加，则甘棠之思也”。但是仍然顽固而又偏颇地依据某一牵强的证据将石鼓文产生的年代划到“秦无儒”、“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之前。可是《诗》本是孔子教案，儒家教科书。同时石鼓既是秦物，孔子西行不到秦，荀子晚年入秦后又曰“秦无儒”。因此，石鼓诗歌的产生年代怎么会可能早於“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1年）的年代呢?
刘星、刘牧认为“对石鼓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的认识和判断，并不是对石鼓文字、书法做一点“咬文嚼字”或是对十枚石鼓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等简单操作的结果，其实质是对一个“石鼓综合研究”过程的归纳和总结。这个综合研究过程不仅应包含对石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整体的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应包含对石鼓文字字体、字形，诗歌字义、词义等局部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石鼓整体和局部的研究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既可以通过局部的研究来提高整体的认识，也可以根据整体的认识来指导局部的研究。然而，切忌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孤立、片面地依据对石鼓文字体、字形、诗文片段等某些局部的认识来对石鼓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进行判断。否则，则会因不同研究者把握的部位不一，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而导致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异端”的复杂局面。”因此，通过对残留之各鼓诗文内容以及文字书法等综合的分析研究他们最终获得了。1）石鼓的产生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事密切相关；2）石鼓诗歌是《秦颂》，中心思想是“颂秦德”；3）石鼓主倡人是始皇帝；4）石鼓诗歌作者是“鲁诸儒生”；5）石鼓诗歌内容是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多个”秦人先祖烈公重大历史事迹的记载和歌颂，石鼓诗歌是一组记录秦人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壮丽史诗；6）石鼓产生在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後一段时间可能性极大；7）石鼓最终被弃置荒野而其诗不见流传後世与“焚书坑儒”案有紧密关联等认识和看法。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尽之处请参阅国家社科项目刘星、刘牧著述《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参考
參考書目
- 汪肇龍：《石鼓文考》
劉星 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