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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勒会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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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言的《弥勒会见记》
焉耆文《弥勒会见记》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弥勒会见记》也称《弥勒三弥底经》《弥勒下生经》是一部由28幕(一个序幕和二十七个正幕)组成的佛教说唱剧本。讲述的是弥勒生平故事。

名称

文体与题材

主要内容

《弥勒会见记》应因佛教徒庆祝弥勒成为未来之佛的节日而创作。[1]性质上属于小乘佛教之作品,但收到大乘佛教的影响。其中内容不仅追求阿罗汉,也有菩萨之理想。[2][1]

《弥勒会见记》共28幕(章),其中序幕(章)是佛教的说教、宣讲,第一幕(章)到第二十七幕(章)为正文,主要描写弥勒一生。

故事大致内容为,弥勒生出名门,自幼聪慧,跟随跋多利婆罗门修行。 婆罗门波婆离已有一百二十岁高龄,在睡梦中受到了天神启示,想去拜謁释迦牟尼佛。但自己因年事过高无法亲往,于是派弟子弥勒與伙伴十六人,代表他謁佛致敬。弥勒也受到相同的託夢神示,便欣然前往。波婆离告诉弥勒等说,释迦牟尼身上有三十二大人相。只要看到三十二相,那便是释迦牟尼,就可以把问题如“顶”和“顶坠”等提出来考验如来。弥勒等前往释迎牟尼那里,果然在佛身上看到了三十二相[3]

文本

现存的《弥勒会见记》以吐火罗文(焉耆文)和回鹘文两种文字为主,但也可能存在粟特文本之残页。《弥勒会见记》最初由印度文(可能指梵文,也可能指某印度俗语)创作完成。由毗婆沙师圣月编译成吐火罗文(焉耆文),之后智护羯摩师又根据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翻译为回鹘文[4][1]19到20世纪之交,《弥勒会见记》重新进入世人眼中。自此后的1个多世纪间,艾密尔·西克葛玛丽等德国学者,色那西·特肯土耳其語Şinasi Tekin等土耳其学者;乔治-让·皮诺特英语Georges-Jean Pinault等法国学者先后将两种语言的《弥勒会见记》转写、翻译为拉丁字母转写吐火罗文、德文、英文的译释本、段落翻译等并对其进行研究。较为系统的《弥勒会见记》汉译本包括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耿世民的《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伊斯拉菲尔·玉素甫等学者不仅参与了汉译本,还将序幕(章)及部分章节翻译为现代维吾尔语。[5]

吐火罗文(焉耆文)本

梵文《弥勒会见记》并未发现实物,而吐火罗文(焉耆文)本和回鹘文本写本可以收藏和出土地区分为不同版本。吐火罗文(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可分为“德国本”和“新博本”,“德国本”为1906年,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等人组织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焉耆县舒木楚克遗址[哪裡?]发现。[5]1974年,焉耆县七个星佛寺遗址的北大寺出土吐火罗文(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现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本被称为“新博本”,纵21厘米,横18厘米有余,共44页,88面,为淡黄褐色厚硬纸。出土时叠放一起,左侧大约三分之一被烧毁,严重书页的仅存几行字,保存较好的正反面各有8行字。[6]:566-567另外,1965年在锡克沁千佛洞也发现有吐火罗文(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7]

回鹘文本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主要可分为“吐鲁番本”(亦被称为“德国本”)和“哈密本”。其中“吐鲁番本”(“德国本”)为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从吐鲁番木头沟、胜金口发掘而来,故“吐鲁番本”(“德国本”)可细分为“木头沟本”和“胜金口本”。德国学者葛玛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影印刊布德国梅因茨科学和文学院德语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和柏林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德语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收藏的“吐鲁番本”(“德国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卷,不过葛玛丽认为共有6种写本,所刊布之残卷2种为“木头沟本”,两种为“胜金口本”,另外两种未查明出土地点。[8][5]“吐鲁番本”(“德国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现存超过600件残片,可能翻成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5][1]

1959年4月,哈密县天山公社(今哈密市伊州区天山乡)的村民发现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哈密本”。“哈密本”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哈密本”共293页,其中超过110页保存完好,纸页黄褐色,质地厚硬。完整尺寸大约为横74厘米,纵21厘米。正反两面均印有文字,其上下页边距相等,每页从左至右使用黑墨竖写30行或31行。[6]:565-567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为抄本,至少有三人完成抄写。[1]2012年,在哈密市伊吾县新发现约200件文书残页,是“哈密本”的补充。[8]

文体

成书年代

吐火罗文(焉耆文)《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约为6到8世纪,即中国唐代。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早数百年。[5]而最早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年代有众多不同观点。其一基于所用语言和文学特征等判断其成书于公元8世纪到9世纪,最早可能早于767年。[5][9]另一观点为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主要理由包括字体等。另外,也有判断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成书于羊年,或为牟羽可汗当政时期的767年,或根据回鹘文本内容推测的1067年。[5][1]

參考文獻

  1. ^ 1.0 1.1 1.2 1.3 1.4 1.5 耿世民著. 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1–11. ISBN 978-7-81108-473-3. 
  2. ^ 季羡林.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1, (02): 66–72+130. 
  3. ^ 季羡林. 谈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 文物. 1983, (01): 42–44.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1983.01.009. 
  4. ^ 郑玲. 民族翻译文献的典范之作——《弥勒会见记》.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9 (3): 86–88,123. CNKI TSSF201703022.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李梅. 20世纪以来《弥勒会见记》研究综述. 西域研究. 2014, (2): 127–137. CNKI XYYJ201402014. 
  6. ^ 6.0 6.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新疆通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编. 新疆通志 文物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7-228-10968-6. 
  7. ^ 毛小雨. 一部承前启后的剧本——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戏剧》的意义. 戏曲研究 第2022辑. 2022: 59–73. CNKI OXQY202201004. 
  8. ^ 8.0 8.1 冯雅颂. 《弥勒会见记》:龟兹文化孕育的艺术之花. 丝绸之路. 2016, (07): 30–33. 
  9. ^ 曲六乙编著.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 上 古代篇 周代-1911. 北京: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4: 74–75. ISBN 978-7-5122-05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