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紀賢欲重啟「英美特殊關係」　且先看拜登「下場」?

英國新任首相施紀賢爵士（Sir Keir Starmer）在全球舞台上面臨首次考驗之前，僅有幾天時間來適應工作。

施紀賢在2024年7月4日主持了他的政黨的壓倒性勝利後，便前往華盛頓參加7月9日開始的至關重要的北約峰會。幾天後，他將接待50多位歐洲領導人參加歐洲政治共同體（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會議。

在全球面臨諸多挑戰的情況下，施紀賢有機會向世人展示英國已重返世界舞台。特別是，許多西方領導人在國內都面臨嚴重的逆風——想想法國的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或德國的朔爾茨（Olaf Scholz）——施紀賢有機會重新確立英國作為美國在歐洲的主要合作伙伴的地位。

與美國的夥伴關係是英國新政府的首要任務。近年來，這種所謂的 「特殊關係 」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尤其是英國脱歐削弱了英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使北愛爾蘭和平協議岌岌可危。對於身為愛爾蘭後裔的拜登總統來說，後者尤其令人不快。

但是，如何將英國希望投入參與的願望轉化為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力，對施紀賢來說將是一個真正的挑戰。要想取得成功，他需要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包括美國的選舉政治、烏克蘭和加沙戰爭、中國的威脅以及與歐盟重啟關係。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解決英國與歐盟之間的現有分歧都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如何將英國更多參與的願望轉化為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力，對施紀賢來說將是一個真正的挑戰。要想取得成功，他需要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包括美國的選舉政治、烏克蘭和加沙戰爭、中國的威脅以及與歐盟重啟關係。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解決倫敦和華盛頓之間的現有分歧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等待另一次選舉

施紀賢在着手與華盛頓建立關係時不可避免的一個事實是，他不知道自己在任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將與誰打交道。

自1992年以來，英國首次在大西洋彼岸的總統大選前幾個月舉行大選。

任何對跨大西洋關係的重大投入可能都會押後，直到美國選民在11月表達出意見。

表面上看，施紀賢所在的左傾工黨可能會較希望民主黨在11月的大選中獲勝。除了無需處理總統交接問題外，兩黨在理念上也更加一致；而且施紀賢已經表達了他對假定的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欽佩之情。

同樣，英國政府可能的外交大臣林德偉（David Lammy）過去也曾公開貶低共和黨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稱其為「憎恨女性、同情新納粹的社會病態者」和 「對國際秩序的深刻威脅」。

然而，首相和總統之間關係的活力往往更多地取決於個性，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親和力。工黨的貝理雅（Tony Blair）和保守派的小布殊（George W. Bush）合作無間，但特朗普和文翠珊（Theresa May）卻很難做到這一點——兩人都領導着各自國家的建制派右翼政黨。

施紀賢將如何與美國總統候選人中的任何一位打交道還有待觀察。但他終於有機會在北約峰會上與拜登試探一番，此前他在擔任英國反對黨領袖期間未能與總統會面。林德偉則一直在穩步發展與MAGA派的關係，以防特朗普獲勝。

烏克蘭和國防

除了個性之外，「特殊關係」的命運還將取決於雙方能否在一些棘手的問題上達成一致。

自202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入侵以來，英國一直站在支持烏克蘭的最前沿。除了提供先進武器和培訓烏克蘭飛行員外，英國政府還在今年1月與基輔簽署了一項安全協議。預計施紀賢不會偏離這一路線。

然而，這一承諾可能無法改變美國對戰爭中一些關鍵問題的看法。儘管英國積極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但拜登政府目前還不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讓步。如果特朗普在11月獲勝，國防開支可能會再次成為爭論的焦點。北約盟國正在推動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5%——但工黨必須在這一目標與國內優先事項之間取得平衡，比如改善工黨珍視的國民健康服務和應對生活成本危機。

加沙問題上走鋼絲

對於新任首相來說，要與白宮中的白宮首相達成和解，也許更棘手的問題是加沙問題。

在 2020 年接任工黨領袖後，施紀賢不遺餘力地努力挽回其前任--強硬左翼、非常親巴勒斯坦的傑里米-郝爾彬（Jeremy Corbyn）--留下的遺產。這包括不遺餘力地消除公眾對工黨反猶太的看法。

但在10月7日的襲擊事件後，施紀賢更加親以色列的立場疏遠了工黨的一些傳統選民。

而且，這種轉向並不意味着工黨在加沙問題上的立場有時不會與白宮脱節。特別是，施紀賢和林德偉都沒有譴責國際刑事法庭欲對以色列和哈馬斯領導人發出逮捕令。拜登甚至稱國際刑事法庭的這一舉動「令人憤慨」。

對中國施壓

對英國新政府來說，中國將是對與華盛頓友好關係的另一個非常微妙的考驗。林德偉承諾，工黨將對英國的對華政策進行全面審計，以確定「在哪些方面我們需要競爭（Compete），在哪些方面我們可以合作（Cooperate），在哪些方面我們需要挑戰（Challenge）」。

工黨內部存在支持與北京改善關係的人和認為北京是安全威脅的人之間的分歧，這樣的審計有助於解決工黨內部的分歧。

但考慮到英國可能會面臨來自華盛頓的壓力，兩黨成員都強烈支持與北京進行地緣政治競爭，因此審計可能更為重要。英美兩國在中國問題上已經存在分歧，比如在歡迎中國電動汽車生產或中國政府是否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罪等問題上。

最終，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家加斯頓（Sophia Gaston）所說：「工黨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它是否認為戰略競爭是中美之間的故事，或者說英國是否可以在其中發揮作用。」

重塑歐盟關係

最後，特殊關係的強弱還將取決於工黨能否很好地處理其與歐盟的重啟計劃。

與歐洲同行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可以加強英國的影響力，而且還可以作為一種對沖策略，以防特朗普獲勝後將美國推向更加孤立主義的方向。

然而，工黨不應自動認為它能在歐洲找到樂於接受的合作伙伴。英國脱歐談判留下的傷疤、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崛起以及烏克蘭和中東的重大危機可能會限制歐洲在與工黨新政府建立聯繫方面投入大量精力。

施紀賢和他的政府將有機會修復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前路可能並不平坦。美國的選舉政治以及在各種棘手挑戰上的不一致很容易使新首相偏離正軌。此外，英國脆弱的經濟狀況將嚴重限制新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為。這也意味着，至少在一開始，施紀賢很可能會專注於國內問題，而非國外問題。

作者：美利堅大學國際服務學院跨大西洋政策中心聯合主任、高級教授級講師Garret Martin

本文轉載自TheConversation，由香港01編譯，點擊閱讀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