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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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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名是中国先秦时期君主以及贵族和平民曾采用过的一种命名方式,以“天干”作为结尾,在死后则成为他们的庙号。日名制盛行于两代和西周前期,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以后逐渐被“谥号”所取代,但一直到战国时期的南方地区仍有残留。

上古时期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轮流出现,分别用十天干加以代称,故将这种以天干结尾的称号统称为“日名”。夏朝君主太康”、“仲康”、“少康”实质上是“太庚”、“仲庚”和“少庚”的流变[1],这就是一种日名,商王和王后的世系名称均属于日名,例如商汤的日名为“天乙(大乙)”、妇井的日名为“妣戊”(对应于司母戊鼎)、妇好的日名为“妣辛”。商朝国君从先商时期的“上甲微”开始使用日名,且相邻国君的天干一律不同。日名制经殷人的发展,在商文化达到顶峰的晚商时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礼俗文化,并普遍存在于商晚期金文中,此时的金文记载部分贵族和平民也同样使用日名(但相邻世系的天干可以相同),并以此作为祭祀时的依据。日名制最终影响了同时期的各个族群,自武丁以来殷墟中的非子姓族群也开始大量使用日名。[2][3][4]

商代日名制的命名方式在学术界尚无定论,东汉以来的学者如班固郑玄等人认为是由商王的生日决定,但此说已被学术界否定,除此之外有死日说、庙主说、祭名说、祭次序说、选日说(可用占卜辅助)、生前政治势力分组说、五族说(皇、帝、夏、殷、商)。张光直张富祥等人认为在商代氏族民主制框架下,商王族成员按母亲所在族群依据十天干划分为十个祭仪群,这十个祭仪群是政治单位且可以相互通婚,商王的继位需要由氏族会议提名,王位不得在同一祭仪群中相传,君主继位后要由王族/贵族会议辅政,A组领袖为王,B组领袖则为其副手,因此相邻商王的天干名一律不同(而不像贵族和平民可以长期用同一天干),商王的天干名取决于母亲所在族群(受母权制遗留影响)。[2][3][5]晁福林等人则指出,甲骨文中所见商王大多活着逊位传给下一任(不论是传给族兄弟还是儿子),而并非终身制,同时也会选举一位贤臣与商王共同执政,这与张光直假定氏族会议使商王在不同天干群中轮流执政相吻合。[6]商王的日名前冠以“大” 、“中” 、“小” 、“祖”、“帝”字,例如“大甲”、“中丁”、“小辛”、“祖甲”、“帝乙”,用于表示商王的辈分,同辈中最年长者称“大”, 其次称“中”, “中” 以下皆称“小”,三代以上称为“祖”,对父亲则称为“帝”;商王名号中凡是带有“中”、“小”者则必定尚有兄长在世,只是对方已经退位,或因兄长不堪大任,或因兄长年老而退休,总之都出于氏族会议推举;冠以“外”字,如“外丙”、“外壬”,表示商王是族外婚的后代;冠以“文”、“武”、“康”字,例如“武丁”、“康丁”、“文丁(文武丁)”、“文武帝乙”,是后世谥号制度的雏形,是对商王的美称,例如“文武丁”的本义即是“(相当于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武丁[7];天干名前冠以别称,例如“沃丁”、“雍己”、“河亶甲”、“沃甲”、“南庚”、“阳甲”、“盘庚”、“廪辛”,用于表示君主继位前的封地名称。[8][2][3]

20世纪以来部分学者曾认为日名和族徽是东方国族的特有习俗,仅局限于夏商两代,在西周以后周人和西土民族一律不再使用日名,但此说逐渐被考古证据所质疑。先周时期周人是否已学习到日名尚有待考证,但在西周灭商以后,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9],同样普遍仿用了商人和东夷的日名制[10][11][4]。姬姓的应国西周墓地M229出土的铭文“应事作父乙宝”和M8出土的《应公鼎》铭文记载周武王的日名为丁,《禽鼎》铭文记载周公的日名为辛,例如周穆王的统帅伯雍父、周公后人蒋氏、畿内姬姓贵族荣氏、燕国曾国姬姓贵族均使用日名,《史记·齐世家》所记前四世齐侯亦使用日名“太公、丁公、乙公、癸公”。[12][13][4]在西周前期,日名并没有减少的趋势,在周人又吸收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葬式等的情况下[12][13][14][15][16][17][18],难以先入为主将众多使用日名的墓主强行归纳为殷遗民或东夷土著[4]族徽则是与日名相关联的另一习俗,有学者提出“足迹形”族徽与周人始祖传说吻合,日名和族徽都很难说是商人或东夷发明的文化,而更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类似图腾和刻画图画的延续,西周姬姓贵族在尚未得到赐地之时会延续族氏制度使用族徽[4]。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以后,随着谥号的出现以及宗法分封制的趋于完善,日名和族徽逐渐淡出。[8][4]但是直到战国时期长江流域地区仍然有使用日名的现象,例如曾侯乙墓曾侯丙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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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以天干为名,不始于商,夏世诸王已用此制,《夏本纪》的大康、中康、少康(康即庚)、孔甲、履癸以及《太平御览》八十二引《纪年》‘帝厪一名胤甲’,都以天干为名”, 科学出版社, 1956.
  2. ^ 2.0 2.1 2.2 张富祥. 商王名号与上古日名制研究[J]. 历史研究, 2005(2):25.
  3. ^ 3.0 3.1 3.2 张富祥. 商王名号与日名制[J]. 文史知识, 2006(5):10.
  4. ^ 4.0 4.1 4.2 4.3 4.4 4.5 曹斌. 恭懿之际西周国家的转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 31(3):9.
  5. ^ 张光直. 《商文明》[J]. 博览群书, 2019(5):1.
  6. ^ 晁福林. 夏商西周社会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7. ^ 徐正英. 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J]. 甘肃社会科学, 2003(02):34-39. 殷商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考论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8. ^ 8.0 8.1 姜复宁, 田泽人. 应区分日名制与谥法制度——与杜元元同志商榷[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3(3):7.
  9. ^ 张诒三. 《论语》"先进于礼乐"章索解[J]. 齐鲁学刊, 2019(4):9.
  10. ^ 劉源. 讀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還是周人[J]. 出土文献, 2013(1):6.
  11. ^ 刘源. 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J]. 历史研究, 2016(2):16.
  12. ^ 12.0 12.1 田醒农, 雒忠如. 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J]. 文物, 1986(1):37.
  13. ^ 13.0 13.1 王恩田. 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J]. 江汉考古, 2014(3):5.
  14. ^ 王志友. 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0(6):6.
  15. ^ 孔令敏. 西周时期周人使用腰坑情况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16. ^ 曾宝栋, 杨杨. 浅谈商周时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义[J]. 殷都学刊, 2017, 38(3):6.
  17. ^ 罗泰《宗子维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OTSEN考古研究所,2006年
  18. ^ 晋国: 综述——山西倗伯霸伯墓与河南淅川楚墓新解系列. [2022-01-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2-22).